知识青年这个词,今天来看,已经成为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名词,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记忆,承载着那个时期青年学生的身份和他们的命运。它不仅代表着一段历史,也象征着几乎两千万青年学生的青春岁月和生活轨迹达麟操盘,成为了他们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标志。
回想当年,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,知识青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。随着报纸、广播频繁报道那些在上山下乡运动中,涌现出的无数先进事迹,我的心中对知识青年的崇拜愈加浓烈,尤其在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刻,那种心潮澎湃的激动和向往,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理想。在我记忆深处,许多知识青年代表的名字,如巫方安、孙传祺、邢燕子、朱克家等,都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,至今仍无法忘怀。
1976年8月,我刚刚高中毕业,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,我本有机会留在县城,等待安排工作,也不必像其他人一样下放到农村。但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,参加上山下乡、融入田间地头,成了我心中最为向往的理想。在与同学们的谈话中,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理想,热烈讨论着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口号,和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的奋斗精神。知识青年下乡,到农村去“再教育”,不仅有意义,而且有着巨大的鼓舞力量。
说实话,我插队的地方,算不上条件特别艰苦。那个地方离县城不过七八公里,位于川西平原,交通虽然不便,但每天回家也几乎不可能。在农村,叫做建设大队,距离公社仅有两公里,辖区内有八个生产队,整个大队共有18名知识青年,来自成都、县城及公社的各个地方。尽管我在知青队伍中只有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,但那段日子,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许多珍贵的时刻,至今让我感慨万分。
展开剩余69%最让我心情沉痛的,是毛主席的逝世。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、伟大导师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,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。”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难以置信,仿佛是在做梦。当我得知大队、生产队要举行悼念活动时,才确认了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。就在那时,我刚刚到生产队的第十五天,按照生产队的安排达麟操盘,我和同伴们一起完成了大队千余份的“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”黑纱手写制作,那是我生命中最为沉痛的记忆之一。
那时,我在农村的生活也充满了挑战。尤其是进入冬季后,川西南的严寒让我记忆犹新。尽管这里的冬天温度很少达到零下,但那股刺骨的寒冷,依然让我记忆深刻。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里,我们需要清早起床,到水沟里取水浇灌麦田。一大早,生产队长的哨声就响起,大家纷纷行动,我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给麦田浇水的队伍。看到队里的社员们纷纷卷起裤腿,蹚进冰冷的水沟,我跟着他们一起,下到水沟里,接过水桶一桶接一桶往田地里灌。那段日子里,我获得了社员们的高度认可,也培养了自己在严寒中坚强的毅力。
让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是,新建知青点。知青点,就是将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,统一安排居住的地方。那时,我有幸参与了知青点的建设,负责材料管理。不到两个月,我们就在大队部附近建成了一个全封闭的大院,设有猪圈、厨房以及20间知青住房。尤其是当18名知识青年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家,开始集中生活、出工、吃饭的时候,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。
然而,最令我感到艰辛的,还是担大粪。自从知青点建成后,随着杂交水稻的栽种,我们需要大量的农家肥。这时,我和其他知青被安排到各个生产队挑粪运回大队,用于储备。记得有的生产队距离我们大队点有两公里远,而我这位年轻人,从未挑过重担,面对一百四五十斤的大粪,我的身体几乎要承受不了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坚持不懈,不怕苦、不怕累,最终渐渐适应了这项重活。今天回忆起来,我依然不明白当时是怎样熬过那段艰辛的时光。
至于最令我害怕的,就是上公粮。每年秋收后,我们需要将丰收的粮食上交给公社。那时,我肩挑一百多斤稻子,走上那条十里长路,肩膀早已酸痛,汗水湿透了衣背。虽然我尽力跟上生产队的队伍,但渐渐地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跟上大家的步伐。肩上的稻子越来越重,脚步越来越沉,最终,我只能靠着坚持和毅力,艰难地完成这段长长的路程。每次提起上公粮的经历,至今我依然觉得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。
然而,我最值得自豪的,是能够出席1978年3月的县先进知识青年表彰大会。我和来自全公社其他四名优秀知识青年一道,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。在全公社400多名知识青年中,我能够代表知青点和公社,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,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。
今天,回顾整个知识青年的历史,我无怨无悔。虽然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中,我只是沧海一粟,但通过与同龄人、曾经的知青们交谈,我深知,很多曾经当过知识青年的朋友达麟操盘,依然在为国家贡献力量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作为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,不仅深深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,更成为了时代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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